刘尚希：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23年10月14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深圳论坛上，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院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论坛。论坛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发表了题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数字化转型，抓住数字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尤为关键。

在数字社会的视角下思考数字经济

　　本次演讲中，刘尚希首先以“从数字经济到数字社会”作为话题背景，强调思考数字经济的问题，要切入到数字社会去思考，如果就数字经济谈数字经济，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表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等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核心话题，数据的非竞争性颠覆了传统要素和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数字化也将引领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根本变革。

　　数字经济中，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等传统经济学原理在数字经济中不再普遍适用。“传统经济学理论讲的要素都是实体的，但是数据是虚拟的，可以无限复制和衍生，它的使用者越多，它的价值越大，跟传统的生产要素使用一分就减少一分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产业边界在不断融合，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面临重构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重新核算经济的增加值？数据要成为资源、成为要素、成为资产，这为会计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资源、作为要素、作为资产，怎么去确认？它的价值怎么去评估？作为资产它怎么入表？些问题都是全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探索之中。”

　　产业数字化意味着所有传统产业都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新形势，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最典型的包括数字制造、数字服务、数字金融等。以数字金融为例，“我们见证了货币从传统的金属货币到纸币再到现在虚拟的数字货币，金融模式也会相应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国在支付领域是很领先的，但是我们现行的银行模式乃至金融模式，尚未完全跟上支付方式的变革，但是未来肯定会形成一种新的金融模式。”

　　治理数字化是针对数字社会语境而言的，在数字社会，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虚拟空间的交往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主导，再加上元宇宙、超强虚拟技术的发展，人在虚拟空间也能获得极强的现实感，人的存在可能成为一种数字化的生存。这迫切需要数字政府的构建和参与，如果政府的数字化、公共数据的开放不及时，可能会限制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从我研究的数字财政领域来讲，数字财政不仅仅是把线下流程搬到线上，这不叫数字化，叫信息化。真正的数字化是财政帐户跟整个社会所有主体的帐户相互关联，比如跟企业帐户、家庭帐户智能关联，这种变化将使财政的收支关系、财政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财政与每个个体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

　　随后，刘尚希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梳理总结。他表示，人类社会呈现高度的加速发展态势，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数智革命三次技术革命，数智革命形成数字文明，增长潜力从实体空间变为虚拟空间。“农业社会千年一变，甚至千年之变亦不明显；工业社会百年一变，百年就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数字社会更呈现一种加速度，十年一变，乃至十年后不知整个社会，尤其在经济领域会发生何种颠覆性变化。这种文明演进的加速度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律规则能不能及时跟上？不能跟上就意味可能带来无序，无序带来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带来风险，所以有社会学家说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风险社会”，就是说人类文明加速变化，而确定性的现有制度也会加速边际失效，失序和风险伴生。实际上现在世界的大变局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说农业是工业的基础，那很显然，工业是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基础，这个基础还得进一步夯实。所以，我们面临双重任务：既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夯实作为数字经济基础的工业经济，但同时也要让数字化去引领工业化的转型——新型工业化。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数字革命是工业革命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这一下子把数字化彻底拉低了，拉回了工业化的轨道里去考虑它，这样很容易用工业化的逻辑和范式去思考数字化带来的新问题。”若是这样，会走到事情的反面。

　　中国赶上了数字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一是数字革命带来了新的发展路径，开辟了新赛道，发展进入了无参照系的“无人区”；二是全球疫情加速摆脱发展的路径依赖，数字化竞争成为新的竞争形态。沿用传统方式的竞争者，不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终将会被淘汰。“在工业社会，我们是跟随的后来者，搞工业化，我们省了很多的成本，也失去很多机会。现在的数字革命让我们跟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缺乏参照系，都要去探索，就看谁成功地走在前面。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赶上了好时候，我们只要抓住了数字化、数字革命、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可能变成大概率乃至必然事件，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抓住它？”

　　“数字化带来新的竞争形态，这种竞争的概念、定义、内涵和关系都要重新去考虑。面对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可能不由自主就把工业经济里面的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延伸到了数字经济领域，这可能会无意中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丧失发展机遇。”对这种认知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跨越的，但是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看，利用知识、技术的扩散，开放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局部的跨越式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不要纠结于工业化是数字化的前提，无论是比较发达的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地区，从整体上来看，都可以跨越式地进入数字社会。”非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佐证，非洲有可能跳过工业化直接进入数字化。数字机遇与数字鸿沟并存，也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同时也应看到，数字化带来了诸多挑战，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理论解释力快速下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法律与监管面临新形势，教育和治理亟待转型等等。“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快速下降，意味着进入数字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习惯的‘二值逻辑’，就是形式逻辑，就是真与假、是与非，要么是对的、要么是不对的，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这在物理世界实体空间里是行之有效的。而进入虚拟空间，这套逻辑就不对了，就需要超越‘二值逻辑’，我把它命名为‘量子逻辑’，意味着是也不是、不是也是，它没有非此即彼、楚河汉界的分别，此时“界域思维”就没有用了。实体空间是划界的，而虚拟空间无界，我们需要用超二值逻辑、量子逻辑去思考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化转型。”“我们现在的制度、规则、法律是在边际失效的，新的组织形态不断涌现出来，新的交易形态不断涌现出来，新的就业形态也不断涌现出来，这些都是数字革命带来的，都需要我们重新去定义、重新去思考。”“数字化时代是一个重新定义的时代，很多东西跟教科书上不一样了，需要教育转型。工业化所形成的思维范式和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都需要深入革命。”

　　中国赶上了数字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一是数字革命带来了新的发展路径，开辟了新赛道，发展进入了无参照系的“无人区”；二是全球疫情加速摆脱发展的路径依赖，数字化竞争成为新的竞争形态。沿用传统方式的竞争者，不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终将会被淘汰。“在工业社会，我们是跟随的后来者，搞工业化，我们省了很多的成本，也失去很多机会。现在的数字革命让我们跟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缺乏参照系，都要去探索，就看谁成功地走在前面。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赶上了好时候，我们只要抓住了数字化、数字革命、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可能变成大概率乃至必然事件，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抓住它？”

　　“数字化带来新的竞争形态，这种竞争的概念、定义、内涵和关系都要重新去考虑。面对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可能不由自主就把工业经济里面的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延伸到了数字经济领域，这可能会无意中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丧失发展机遇。”对这种认知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跨越的，但是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看，利用知识、技术的扩散，开放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局部的跨越式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不要纠结于工业化是数字化的前提，无论是比较发达的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地区，从整体上来看，都可以跨越式地进入数字社会。”非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佐证，非洲有可能跳过工业化直接进入数字化。数字机遇与数字鸿沟并存，也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同时也应看到，数字化带来了诸多挑战，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理论解释力快速下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法律与监管面临新形势，教育和治理亟待转型等等。“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快速下降，意味着进入数字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习惯的‘二值逻辑’，就是形式逻辑，就是真与假、是与非，要么是对的、要么是不对的，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这在物理世界实体空间里是行之有效的。而进入虚拟空间，这套逻辑就不对了，就需要超越‘二值逻辑’，我把它命名为‘量子逻辑’，意味着是也不是、不是也是，它没有非此即彼、楚河汉界的分别，此时“界域思维”就没有用了。实体空间是划界的，而虚拟空间无界，我们需要用超二值逻辑、量子逻辑去思考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化转型。”“我们现在的制度、规则、法律是在边际失效的，新的组织形态不断涌现出来，新的交易形态不断涌现出来，新的就业形态也不断涌现出来，这些都是数字革命带来的，都需要我们重新去定义、重新去思考。”“数字化时代是一个重新定义的时代，很多东西跟教科书上不一样了，需要教育转型。工业化所形成的思维范式和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都需要深入革命。”

直面挑战，抓住机遇

　　最后，刘尚希指出了上述挑战的应对思路。首先，数字治理是应对挑战的先决条件。“我们过去认为政府是上层建筑，而在数字社会，政府自身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没有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能管理以及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无法想象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来临。此外，在数字革命面前，妨碍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可能性是政府自身，谨防能力不足的危险，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反思。”同时，要有新的创新思维，抓住历史性机遇。其一，从“实体创新”到“虚拟创新”，抛开工业化思维，抓住数字化机遇。他强调，我们如今已经初步迈入数字文明，但仍要进一步完善工业化，夯实作为数字经济基础的工业经济，同时以数字化引领工业化转型，但切勿将数字化降维拉回到工业化的轨道里去定义，避免用工业化的思维去思考数字化带来的新问题。其二，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全面把握二者在数字时代的内涵和意义。“我们过去常说，发现了规律，就发现了确定性，而现在得知，确定性不是发现的，实际是我们共同构建的。这就带来一个全新的哲学命题，怎么样用不确定性作为出发点，构建我们中国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确定性？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