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本文承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的内容）

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是人民的热切期待。这个时候，世界经济正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清查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纠正冤假错案，调整和配备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要想短期内消除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严重混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混乱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但也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有关。纠正这种严重混乱最突出的阻碍，是当时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强调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抵制。

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以此作为推动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他领导批判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推翻了多年来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从此，党扭转了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等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重新放映上演，许多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以解禁，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恢复工作，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断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参加高考的570万人中，27.3万人被录取，怀着喜悦的心情步入大学校园。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人们急切地期待着党和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加上受到“两个凡是”的限制，拨乱反正每往前一步都十分艰难，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状况引起党内党外许多人的思考：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实践的是非标准到底是什么？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开始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责。

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有些人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邓小平的领导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讨论文章650多篇，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

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通过这场讨论，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各方面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走出国门了解外部世界。他们无不痛切地感受到，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加快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问题提上日程。通过改革开放加快中国发展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在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部门负责人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9月下旬，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他反复强调，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这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摘自：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简史》）